腊月廿八的公交与空城里的教育

腊月廿八坐公交穿过城南，沿街的卷帘门大半拉了下来，玻璃上贴着“初八营业”的红纸。站台上等车的人稀稀拉拉，连平时最挤的菜市场门口也只剩两三个卖春联的摊子。车厢里空得能听见报站声的回音，司机开得比平时快，好像也想早点收班。这座城每年这个时候都要空掉一半，走的人带着一年的收成回老家，留下的人守着铺子等团圆。我坐在后排，看窗外一扇扇关着的门，忽然想到那些门后面，有多少孩子正趴在桌上写寒假作业。

教育这件事，平时藏在学校和补习班的日程表里，一到年关就露出另一副样子。我认识一个在城东开小超市的老板娘，她儿子读五年级，寒假第一天就被送去了托管班。她说没办法，店里要忙到除夕上午，孩子一个人在家不放心。托管班上午讲数学，下午看着写作业，一天八十块钱。她算过账，比请人看孩子划算。这样的选择在这座城市里很多，大人忙着收尾，孩子被安排进另一个有桌椅的屋子。教育在很多时候就是看住孩子，顺便教点东西。

可也有另一种景象。腊月廿七我去火车站接人，候车厅里一个中年男人蹲在地上，拿粉笔在报纸上给女儿讲分数。报纸是捡来的，粉笔是从工地带回来的。他讲得慢，女儿蹲着听，旁边放着两个编织袋。有人路过看一眼，没人觉得奇怪。这种教学没有教室，没有教材，也没有下课铃。男人讲完一道题，把报纸折起来塞进袋子，说回家再练。教育有时候不需要什么条件，一个人想教，一个人肯学，就够了。

回到空了一半的城市，我想起小时候过年，父亲在厨房炸丸子，我在旁边背古诗。他一边翻着油锅里的丸子一边听，背错了就敲一下锅沿。那种教育不在任何计划里，和年货、鞭炮、压岁钱混在一起。现在回想，记住的古诗多半是那时候背的，因为油烟的味儿和锅铲的响声都帮着记。教育不一定发生在该发生的地方，它常常溜进生活的缝隙里，趁大人忙别的事，悄悄待在那儿。

城市空了，学校也空了。可教师这个行当在年关并不轻松。我邻居是初中班主任，放假前最后一周天天在群里催作业，挨个给家长打电话问孩子期末成绩。她说最怕过年，亲戚一问“你班考得怎么样”就不知道怎么答。教育被分数压着，过年也松不下来。她自己孩子读三年级，期末数学考了八十七，她气得两天没怎么说话。后来想想，又觉得没必要。这种反复在这行里常见，道理都懂，轮到自己就做不到。

初五之后，返程的人陆续回来，卷帘门一扇扇拉开，公交又挤起来。托管班重新开门，超市老板娘把儿子送过去，火车站那个男人大概又去了哪个工地。空过的城市恢复原样，教育也跟着回到日程表上。只是过年那几天，在关着的门后面、在候车厅的地上、在油锅旁边，教育露出过它本来的样子。没有人考核，没有人评比，教的人尽心，学的人认真，这就够了。城市空不空，学校开不开，这件事一直在发生。